西安碑林博物馆内，有一块《大唐三藏圣教序碑》。这块碑立于唐高宗咸亨三年(672年)十二月八日，但却是晋代大书法家王羲之的手笔。王羲之是如何穿越二百多年的时空，完成这一作品的呢？

    崇佛之风盛行的唐代，中国佛教法相宗创始人玄奘于贞观三年前往天竺国取经，途经西域十六国，于唐贞观十九年返回长安，奉敕在大慈恩寺译经，玄奘法师上表请求皇帝为全部经文作序，唐太宗欣然应诺，为玄奘谢表和所译的《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做序，太子李治并做记。玄奘法师便以此为荣，再次上表谢恩，佛教徒们也认为这是最有权威的护法，纷纷倡导为之刻碑。

    《大唐三藏圣教序碑》先是由初唐楷书名家褚遂良书写，于唐高宗永徽四年，分《序》和《记》两方碑石立于慈恩寺塔台南门两侧龛内，名为《雁塔三藏圣教序碑》。而碑林所藏之石是长安修德坊弘福寺高僧怀仁有感于朝廷对佛门之恩宠，太宗对王羲之书法之崇尚，潜心二十四年集王羲之字刻碑予以铭。

    碑题《弘福寺沙门怀仁集晋右将军王羲之书》，唐高宗咸亨三年(672年)十二月八日立，李世民撰文,怀仁集王羲之行书。此碑螭首方座，高350厘米．宽100厘米，碑身上部横向龛列七佛，碑石文字三十行,行八十余字不等，文林郎诸葛神力勒石，武骑尉朱静藏镌字。《大唐三藏圣教序碑》内容：一是唐太宗李世民为玄奘法师翻译佛经撰写的序文、答敕，在序中李世民对玄奘西域取经及翻译的经书给予了高度评价，二是太子李治做记、答词，三是玄奘法师谢表和所译的心经《般若波罗蜜多心经》，般若波罗蜜多心经简称心经，据说这是观音菩萨和舍利佛的一段对话。

    传说怀仁在集字过程中，有几个字怎么也找不到，不得已奏请朝廷贴出告示，谁献出碑文中急需的一个字，赏一千金。因此历史上又流传了王羲之一字值千金的佳话，这块历尽千辛万苦所刻成的名碑也就获得了“千金碑”的美称。

    字是收集全了，可两大麻烦来了。一是碑文里有些字王羲之没有写过，还有就是收集的字大小不一。不过，这些难不倒聪明的怀仁和尚。没有的字，他就用王羲之写过的偏旁部首笔画拼。大大小小的字有点儿不好办，不过，采用灯影成像原理，不就可以把大字缩小，小字放大了吗？

    因怀仁对书学的深厚造诣和严谨从事的态度，使得此碑点画起落各尽其势，完好地再现了王羲之书法的艺术特征，充分体现了王书的特点和韵味。王羲之笔法精绝，笔势遒劲，字里行间流露出“端庄杂流丽，刚健含婀娜”的韵致，他变汉魏质朴书风为笔法精致、美轮美奂的书体，开创了研美流畅的行草书法先河，潇洒飘逸，骨骼清秀，疏密相间，布局巧妙，在尺幅间蕴含着丰裕的艺术美。

    “千金碑”以王羲之书法的特有风姿记载了玄奘法师天竺取经，繁荣中印文化交流的历史功绩。因此这通珍贵的名碑也是丝绸之路通中、南亚的最好佐证之一。

    在怀仁集王羲之行书的影响下，后世鸠集王字构拟碑文成为一种风尚。《宣和书谱》记载，集王羲之书共有十八家。据宋及后人金石著述载录，唐人集王羲之书碑石，大约有十九通。有确切纪年的集王字碑，从乾封二年（667）到大和六年（832），约 160多年的时间，其中有12通集中在乾封至天宝这100年的区间；从内容上来看，15通与佛教寺院或人物有关；集字者都是王字的膜拜者，如怀仁、行敦、卫秀、胡英、胡沛然、唐玄度等。

    集王字者，终其一生熟习王字，技法娴熟，仅依书写表现而言，显然是王字衣钵的继承者。然而世俗社会并不依照书写者的相似程度而确立与王字之间的关联。仿效者以凡人心境所追摹的形似，在士大夫的目中终逃不脱邯郸学步的窠臼。

    翰林待诏是唐代围绕在皇帝周围的专业书法家。根据《集王金刚经》后进经状所言，由翰林待诏唐玄度“翻集晋将军王羲之书，至大和六年春，功毕”。最后用“唐玄度模集”。“翻集”、“模集”是唐玄度集字的方法。最可关注的是唐玄度集字所使用的时间。《金刚经》约有五千多字，文字量差不多近怀仁《集王圣教序碑》的三倍，前后不过一年半的时间。或许，在《集王圣教序碑》集字过程中怀仁使用的工作量，没有后人估计的那样费时多年，借助这个案例，我们也可推测怀仁集书时所费的大致时间。

    奉敕集字，作为一种书法形式，同时也代表了某种特定人群的偏好。此时，集字在技能已无任何障碍，并且短时间内可以完成，表明翰林待诏日常工作中对内府中王羲之法帖熟悉程度很高，这种情况无论对集字还是自书都是有利的。唐文宗要求以集字的形式立碑，显然代表了皇室对王羲之字的传统尊崇和品位，是具有象征意义的文化事件。

    对王羲之字的推崇是李唐王朝自唐太宗以来所建立的传统，虽然王字的门类繁杂，但怀仁以来的集字体系却表现出高度的统一。从《集王圣教序碑》到《金刚经》，甚至宋代的《绛州夫子庙碑》，一脉相承，辨识起来毫无困难。

    自从《集王圣教序碑》树立以后，一种以王羲之行书为名的书体颇为流行，以集字模写方式成碑在释教领域亦有所传承。已经发现皇室成员、翰林待诏的行书碑石书写风格也与《集王圣教序碑》相近。类似的书法风格在宫廷及专业书法家内部相袭，两者的关系或表明他们深受一套技法的影响。有学者研究相传出自专业拓书人赵模的《千字文》，以为是一模习王羲之行书的专业书法机构的书法教材。《集王圣教序碑》的字样来源或主要来源，也是《六译金刚经》的字库。盛唐以后翰林院待诏们以临摹此类风格书迹为主，形成风格明确的书体，也明显有别于同时期朝廷其他官吏的书风，被士大夫称俗，号“院体”。这样来说，并非表明以《集王圣教序碑》为代表的书体，对世俗社会完全没有影响。

     北宋建立的最初百年，整个社会的书法水平被认为是有所下降。类似的焦虑在欧阳修等文化领袖们身上不止一次地表露出来。和欧阳修经常讨论这一问题的就有蔡襄。宋太宗也不能坐视书法相较前朝的衰落，设置御书院以延揽书法人才。

    唐时皇室、翰林待诏多习“二王”书，其实多借宫廷收藏方便，并有一整套研习方法。五代战乱，藏品四散。宋初的翰林待诏们沿袭原有传统，被世人称为以院体相传，“书体轻柔”是对院体书迹一般性的批评意见，竟称“凡诏令刻碑，皆不足观”。其实以传世的宋初翰林待诏们书写的碑石，也没有一般士大夫所说的那样不堪。

    北宋晚期黄伯思，将翰林待诏书体风格归结为多学 《集王圣教序碑》的结果：

    然近世翰林多学此碑，学弗能至，了无高韵，因自目院体。且觉得并非碑中字俗，而是学者自俗，当然他以为非深耕书学者不足理解他这句话的含义。在士大夫的目中，翰林待诏所学的书体代表着官方公文流行的书体，而这些人本身的文化素养不高，并且是职滞下流的伎（技）术官。他们上升的空间极为有限，多年后才能出职。并且以御书院待诏身份出职者不得为文职，只能出武职，宋人重文轻武。以书艺为业者，被排除在清流士大夫之外，可见社会观感中翰林待诏的地位。

    贬低职业书法家的最好策略就是将其打入院体的行列，相反另一些书家则被抬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隐含在这些论述背后的是士大夫阶层所占据的文化优越性，有别于技能娴熟者的平庸。在世人论述当代草书诸家时，曾明确指出，受院体影响的草书完全被排除在外，或者说书院体者兼习草书的人并不在士大夫眼帘之中。

    宋太宗所倚重的王著，能补智永和尚真草《千字文》数百字并刻石。王著最大的贡献是编辑《淳化阁帖》。所谓院体并无统一标准，并时常处于变化之中。太宗时因觉得院体书者平庸，而被特意引入的王著，多年后也被归入此列并影响深远。仅仅时过百年，时人对王著的评品已在天壤间。值得关注的是北宋时期著名文人欧阳修、黄庭坚等人虽然不像周越那样对《集王圣教序碑》有过评价，但并不表示他们对此毫无兴趣，在另外的集王书材料中我们可获得他们的价值取向。虽然欧阳修也认为卫秀善于模书，他所自称的集王羲之书而来也可相信。但可取之处无多，学书者皆称出自书圣，而未必与其相同。孙过庭所谓“差之一毫，失之千里”就是同样的意思。黄庭坚用优孟模仿孙叔敖，楚王以为是孙叔敖复活的典故，来说明集书与原作、形似与实质之间的关系。

    至此，我们已经大致习惯了评品者的逻辑结构与转折。集模者的王字与传世王帖相较，有的已达“纤微克肖”的程度，只是临习者未能至某种境界，即使形似克肖者，也徒具外形。虽然我们以简单的视觉形象判断，苏轼、米芾、黄庭坚的书法，并不比唐宋间所谓的“院体”更接近传世的王羲之法帖书风，但书法所崇尚的高级阶段从来不以形似为指归，尚韵这种看似虚幻的目标才是士大夫的悬的。黄伯思指出，因院体“了无高韵”，“故今士大夫疏此者少”。这种偏见传承有序，从唐朝吴通微、吴通徽时代已经开始。写得如何已无足轻重，关键是谁在写。宋代世俗流行以王著或院体书法作为绳墨尺度来衡量，用这样的标准评品东坡书迹，后者显然有点离经，黄庭坚所持当然是文章人品优先，并及笔墨，为他人所不及。不过，我们也由此获知世俗社会所秉持的书法准则。

    虽然集王书常常被作为王字庸俗化的产物遭受抨击，但集王成碑的传统仍然被延续。著名的有《绛州夫子庙碑》，我们已不太了解其集字来源，以理揆度，其源于前述若干唐人集王碑石的可能性很大。《普济禅院碑》《集右军牡丹诗》亦为宋人所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