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公元618年李渊废隋皇杨侑称帝，至公元907年李柷让位于梁王朱全忠，评点290年的大唐江山，不少史论家将“贞观”和“开元”并列为盛世双峰，但只有政治清明、军事强大、经济繁荣的“贞观之治”才真正达到了“万邦来朝”的盛世，太宗李世民亦被称为“天可汗”。诗圣杜甫虽曾有“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钟粟”之句来颂扬玄宗李隆基的“开元”，但比起“贞观”雄强博大的万千气象自然就显得小气了许多。

    无论是源自慎终追远的思古幽情，还是出于借古开今的历史研究，人们常常会感叹，如果能有一台摄影机将这些宏大的历史场景拍摄下来该有多好啊！虽然这如同“南人梦驼”“北人梦象”一样不可能，然而唐朝的丹青圣手阎立本却为我们消弭了这种缺憾。

    假如唐朝有新闻联播，阎立本的《步辇图》所描绘的内容，一定是当天要播报的重大新闻事件。这是一次唐太宗极为重视的国事活动，阎立本作为特派记者，用画笔生动而清晰地记录下历史的瞬间。

    《归田录》所记翡翠玉罂及内廷收藏的翡翠盏是当事人耳闻或目睹之事物的札记，可谓信史，说明在宋朝缅甸翡翠已进入宫廷或流传于官宦文人之手。

    《步辇图》所描绘的内容讲述的是吐蕃王松赞干布迎娶文成公主入藏的故事，此画作是汉藏民族友好团结的历史见证，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

    唐贞观十四年，吐蕃王松赞干布意欲与唐朝和亲，并派遣使臣禄东赞前往长安求亲，时值一年到达长安。

    贞观十五年，唐太宗将宗室之女封为公主，下嫁于松赞干布，此宗室之女便是文成公主，并下诏其父江夏王李道宗持节护送。文成公主在江夏王李道宗与吐蕃迎亲专使禄东赞的护送下，前往吐蕃，此一行人从长安出发，途经西宁，翻越日月山，长途跋涉终到达拉萨。

    文成公主虽原为宗族之女，但在吐蕃仍旧受到了极高的尊荣，松赞干布率群臣从拉萨跋涉至河源附近的柏海，今青海玛多县境内，大张旗鼓地迎接文成公主，谒见李道宗，行子胥之礼。为解文成公主思乡之情，松赞干布绞尽脑汁，为其建造宫殿，即为现今的布达拉宫，以示万代子孙与大唐世代友好。可见此次联姻实为民族融合的进步之举，并未有王室之女为此有所大的牺牲。

    此次和亲不仅为当地带去了大唐的友好与善意，而且促进了吐蕃在经济、文化上的发展。文成公主带去了大批丝织品和典籍，还有许多树木、果蔬的种子，将中原地区的先进文化和生产技术带进了青藏高原，惠及普通藏民方方面面的生活。此后，吐蕃定期派送大批贵族子弟到长安学习诗书，长安的妇女们也一度风行吐蕃人将脸涂红的风俗，称之为“吐蕃妆”。

    画面中的人物衣裙细致飘逸，神情举止栩栩如生，写照之间能够曲传神韵，笔墨勾勒流畅中带有坚韧，畅而不滑，顿而不滞。图像中局部配色以晕染为主，极具立体感。全卷色调浓重富丽，大面积的红绿色块相互交融，极有韵律感与视觉效果，实为举世佳作。。

    《步辇图》是唐代著名画家阎立本（601年～673年）的名作画录，为一幅绢本设色画作，纵38.5厘米，横129.6厘米。虽然，传为阎立本的《步辇图》被认为是宋代摹本，存于北京故宫博物院，但其珍贵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是无可置辩的。说其历史价值，《步辇图》是记载汉、藏民族友好的历史见证；论其艺术价值，其作品设色典雅绚丽，绘画线条流畅圆劲，画面构图错落富有变化，为唐代人物画的代表性作品。

    阎立本，唐代雍州万年人，也就是今天陕西临潼人。他出生后第三年，隋炀帝杨广登基。到他18岁之时，改朝换代。阎氏家族自北周起，世代高贵。阎立本的父亲阎毗曾娶北周武帝的女儿清都公主为妻，也就是说，阎立本是北周武帝的外孙。在当时，他的父亲及兄长立德都是有名的工程学家，曾负责修筑举世闻名的大运河从洛口至涿郡一段。朝代虽然更迭，阎家子弟的本领，任何一个朝代都急需。唐太宗果然委以重任，让阎氏兄弟负责昭陵的修建工作。

    在中国美术史上，阎氏兄弟以画家身份列其间，而在唐史上，明确记载着阎立德曾任刑部侍郎，阎立本在唐高宗初年，代替兄长做了工部尚书，直至右承相（这个说法似乎有误，似应为“丞相”）。除了这些治国的大才，阎氏兄弟还擅长丹青。唐太宗每有重大国事活动，必要求兄弟俩在场，把重要场景绘图记录。这件《步辇图》很可能是兄弟俩合作完成的作品。据说，阎立德经常为皇帝设计礼服、仪仗、车乘，甚至连装修皇宫的活儿都干过，可惜没留下一件作品。

    因此阎立本在画史上的地位远超其兄，流失到美国波士顿美术馆的《历代帝王图》是阎立本另一件重要作品，还有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的《贡职图》和《萧翼赚兰亭图》。由于唐朝距今年代久远，学术界现在普遍认为，阎立本的这几件作品应为后人临仿之作，以北宋年间居多。《步辇图》为北宋初年临品的说法，已被广泛接受。撇开书画鉴定不谈，不难发现，阎立本的传世作品几乎全部涉及政治性主题创作。

    唐代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中开宗明义：“夫画者，成教化，助人伦，穷神变，测幽微，与六籍同功，四时并运，发于天然，非由述作。”他强调绘画不只是怡情悦性之事，更具有宣扬道德风气、社会文化之功效。《步辇图》恰恰是这一指导思想下的艺术典范。首都博物馆“天路文华——西藏历史文化展”能够请出故宫博物院轻易不展出的《步辇图》，其意义不仅在于欣赏绘画艺术，更在于表明西藏与祖国密不可分的血脉渊源，此图的历史价值远远大于其艺术价值。

    不过，我们今天所能见到的阎立本作品，尚无一幅能毫无争议地认定为阎立本的真迹。但是，传为阎立本所绘《步辇图》，因其具有唐代政治风貌的历史价值，以及此画所表现的故事性和描绘人物精神气质方面的艺术价值，所以这幅作品早已无关于真迹与摹本的意义。至于此幅作品是否为阎立本亲笔所绘制，还是唐代其他画家的代笔之作，或为宋人的摹本，这里所存有的许多争议，已经成为无从考证的历史趣事。

    贞观之治是唐朝初年唐太宗在位期间的出现的清明政治，经济复苏，文化繁荣的治世局面。

    唐太宗继承唐高祖制定的尊祖崇道国策，并进一步将其发扬光大，运用道家思想治国平天下。唐太宗任人廉能，知人善用；广开言路，尊重生命，自我克制，虚心纳谏；并采取了以农为本，厉行节约，休养生息，文教复兴，完善科举制度等政策，使得社会出现了安定的局面；并大力平定外患，尊重边族风俗，稳固边疆，最终取得天下大治的理想局面。因其时年号为“贞观”（627年—649年），故史称“贞观之治”。

    贞观之治为后来全盛的开元盛世奠定了重要的基础，将中国传统农业社会推向鼎盛时期。

太宗知人善任，用人唯贤，不问出身，初期延揽房玄龄、杜如晦，后期任用长孙无忌、杨师道、褚遂良等，皆为忠直廉洁之士；其他如李勣、李靖等，亦为一代名将。此外，太宗亦不计前嫌，重用建成旧部魏征、王珪，降将尉迟恭、秦琼等，人材济济。

太宗以炀帝拒谏亡国为戒，即位后尽力求言，他把谏官的权力扩大，又鼓励臣下直谏。朝中以魏征最能犯颜直谏，太宗多克己善加容纳，又如王珪、马周、孙伏伽、褚遂良皆以极谏知名。

太宗十分重视官吏的清廉，曾命房玄龄省并冗员，派李靖等十三名黜陟大使巡察全国，考察吏治；又亲自选派都督、刺史等地方官，并将其功过写在宫内屏风上，作为升降奖惩的依据。另又规定五品以上的京官轮流值宿中书省，以便随时延见，垂询民间疾苦和施政得失，一时政治清明。

唐太宗在位期间使隋制更趋于完善。如中央朝廷方面延续了三省六部制，特设政事堂，以利合议问政，并收三省互相牵制之效；地方上沿袭了隋代的郡县两级制，分全国为十个监区（道）。此外，行府兵制，寓兵于农；均田制、租庸调制、科举制等皆有所发展。

    唐太宗在位期间武功全盛，将唐帝国发展为当时东亚地区最强、文化最盛的国家。唐太宗大力推行府兵制，屡次对外用兵，经略四方，先後平定东突厥、薜延陀、回纥、高昌、焉耆、龟兹、吐谷浑，征高句丽，联姻吐蕃、高昌，由是唐朝声威远播。加上太宗能维护外族风俗，并设置都护府制度，终贞观之世，四方服悦，太宗则被周边诸族尊为“天可汗”，并筑“朝天可汗道”，向唐室进贡。唐太宗成为东方世界的国际盟主，国家得以步入安康之世。

    公元628年6月3日（贞观二年四月二十六壬寅日），朔方人梁洛仁杀夏州割据势力首领梁师都，归降唐朝，唐朝统一全国。公元630年（贞观四年），李世民令李靖出师塞北，挑战东突厥在东亚的霸主地位。唐军在李靖的调遣下，灭亡东突厥，李世民因此被西域诸国尊为“天可汗”。

    平定突厥之后，太宗继续经营西域，先后多次用兵。公元634年（贞观八年），吐谷浑寇边，太宗派李靖、侯君集、王道宗等出击，次年吐谷浑伏允可汗逃入沙漠，后为国人所杀，太宗另立吐谷浑国王。公元639年（贞观十三年），太宗以高昌王麴文泰西域朝贡，遂命侯君集、薛万彻等率兵伐高昌。次年，麴文泰病死，其子麴智盛继位，投降唐朝。太宗于是在高昌首府交河城置安西都护府，西域各国皆到长安朝贡。

    公元645年（贞观十九年）二月，唐太宗以高句丽摄政弑主虐民为由，亲率六军，从洛阳北进，率兵攻打高句丽。但东渡辽水以后，由于遭到高句丽的顽强抵抗，唐军在安巿城（今辽宁海城南营城子）久攻不克，加之气候转冷，草枯水冻，粮草不继，兵马难以久留，只得下诏班师。在这之后，唐太宗对高句丽的进攻仅维持在一些小规模的突袭。

    公元645年（贞观十九年），薛延陀首领多弥可汗拔灼开始和唐朝大军作战。公元646年（贞观二十年），唐军反击并打败拔灼后，薛延陀的附庸回纥出兵，将他杀死。拔灼的堂兄伊特勿失可汗咄摩支向唐军投降，薛延陀灭亡。

    公元646年（贞观二十年），唐朝在漠北设立安北都护府，在漠南设立单于都护府，建立了南至罗伏州（今越南河静）、北括玄阙州（后改名余吾州，今安加拉河地区）、西及安息州（今乌兹别克斯坦布哈拉）、东临哥勿州（今吉林通化）的辽阔疆域。

    公元646年（贞观二十二年），王玄策作为唐朝的使者去印度。中天竺大臣那伏帝阿罗那顺篡位，劫持唐使。王玄策只身逃到吐蕃，借来吐蕃军和尼泊尔军向印度进发。连战三天，印度军大败。唐军斩首三千余级，水中淹死印度兵约万人。阿罗那顺弃城逃跑，副使蒋师仁追上并俘虏之。此战虏男女一万二千人，牛马三万余匹。

太宗在经济上特别关注农业生产，实行均田制与租庸调制，奖励垦荒，“去奢省费，轻徭薄赋”，使农民有可能安定生产，耕作有时，衣食有余，安居乐业，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唐初赋税徭役比隋朝有所减轻，尤其力役征发，比较有节制，注意不夺农时。对灾区免除租赋，开仓赈恤。另外还紧缩政府机构，以节省政府开支，减轻人民的负担。并通过"互市"换取大批牲畜，用以农耕。

太宗推行均田制和租庸调制，注意轻徭薄赋，徭役的徵发不夺民时；同时太宗崇尚节俭，曾遣散宫女三千多人，并下令免去四方珍贡，从而农业及民生得以不断发展。

隋末唐初天下大乱，田园荒芜，百姓流离；唐太宗招抚流亡回乡，授田给予耕作，以安定民生。唐初关中连年灾荒，太宗即开仓赈济灾民，又准百姓就食他州；且拿出御府金帛，为灾民赎回卖出子女，使灾民得以度过荒年。

唐太宗重视发展生产，减轻农民的赋税劳役。中国君主专制王朝的经济特征是“重农抑商”，商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相当低，商人的地位也因之比种田人要低好几个等次。这也是中国的君主专制经济一直得不到实质性发展的主要原因。

贞观王朝是不歧视商业的君主专制王朝，不但不歧视，还给商业发展提供了许多便利条件，这进一步地体现了唐太宗的高瞻远瞩之处。在他的倡导下，贞观王朝的商业经济有了迅速和长足地进展，新兴的商业城市象雨后春笋般地兴起。当时世界出名的商业城市，有一半以上集中在中国。除了沿海的交州、广州、明州、福州外，还有内陆的洪州（江西南昌）、扬州、益州（成都）和西北的沙州（甘肃敦煌）、凉州（甘肃武威）。

唐朝的强盛给统治者在对外关系上带来了无比的自信，因而唐朝开放程度很高，路上、海上的丝绸之路贸易兴盛，举世文明的“丝绸之路” 是联系东西方物质文明的纽带，可这条商业通道在唐帝国时才达到她的最高使用价值。唐帝国的疆域空前辽阔，在西域设立了四个军事重镇（安西四镇），西部边界直达中亚的石国（今属哈萨克斯坦），为东西方来往的商旅提供了安定的社会秩序和有效的安全保障，结果丝绸之路上的商旅不绝于途，品种繁多的大宗货物在东西方世界往来传递。

自汉开辟的“丝绸之路” 一直是联系东西方物质文明的纽带，唐朝疆域辽阔，在西域设立了安西四镇，为东西方来往的商旅提供了安定的社会秩序和有效的安全保障，结果丝稠之路上的商旅不绝于途，品种繁多的大宗货物在东西方世界往来传递，使丝稠之路成了整个世界的黄金走廊。

在文化方面，唐太宗则大力奖励学术，组织文士大修诸经正义和史籍；在长安设国子监，鼓励四方君长遣子弟到来留学。

唐太宗即位前已置文学馆，有十八学士，即位後更在京设弘文馆，徵集图书二万余卷；同时重建地方州县学校，扩充京师国子监，延聘名儒出任学官，生员多至万人，并接受新罗、吐蕃、日本等的君长皆派子弟来华求学，由是时文教生员背景多元，复兴卓然有成。

命孔颖达等人修定《五经正义》，统一南北经学；又置国史馆，由宰相监修前朝国史，开官修历史的风气。

太宗戮力复兴文教，奖励学术，外国君长如高句丽、日本、高昌、吐蕃等皆遣弟子来唐留学，使唐代学术文化传播四方。东亚各国尤以日本、高丽为甚，深受唐文化影响。